1949年10月的一天，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办公室里，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国民党参谋部的神秘来信，信上写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寄信人名叫吴石。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吴石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他是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级别最高的将领，代号为“密使一号”。

这个时候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通讯严重封闭，吴石也与大陆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手中掌握着许多国民党的重要机密，却苦于没有中间人来传递情报，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让副官聂曦辗转到香港寄出了这封信。

中共中央华东局的负责人经过讨论之后，决定派一位优秀的地下党员去台湾协助吴石，成为传递情报的中间秘密联络人。

就在华东局正在为派谁前往台湾而左右为难的时候，身在香港的朱枫也接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件，这封信是她的养女阿菊发来的，阿菊在信中写到：“自己刚生了小孩，希望朱枫能去台湾看看，并且一同寄来了前往台湾的通行证。”

朱枫是一位优秀的女性共产党员，长期从事敌后地下工作，她接到信后立即向党组织进行汇报。华东局的负责人认为：“朱枫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而且去台湾还有很好的身份掩护，帮助吴石恢复交通线任务的人选非朱枫莫属。”

然而，当朱枫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却显得有些犹豫起来。因为她刚刚给分离了好几年的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很快就可以与家人团聚。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朱枫甚至想要带着家人去北京看看。朱枫经过了再三权衡，最终决定放下个人情感，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她立刻给丈夫朱晓光又写了一封家信：“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寄出这封家信之后，朱枫便开始做着前往台湾的各种准备工作。

1949年11月25日，朱枫带着对丈夫和家人的无尽思念，登上了前往台湾的客船。在上船之前，他给丈夫寄去了最后一张照片，并在照片的后面写下了：“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在党组织交给的任务面前，朱枫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憧憬中的新生活，带着和家人团聚的渴望，以及对丈夫深深的爱，离大陆越来越远。朱枫的心里也越来越坚定，不论前方的道路有多么艰险，也要勇敢走下去。

11月27日，经过在客船上的两天颠簸，朱枫终于到达了台湾基隆码头，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的养女阿菊前来迎接。在军警们的注视下，朱枫随着女儿、女婿走出了码头，并住进了他们家。

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朱枫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个人：一人是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另一人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朱枫在台湾的主要任务就是联络吴石，获取情报，然后再通过蔡孝乾把这些情报传递回大陆。

朱枫的这项任务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则是危险重重。因为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在整个岛内实行了高压政策。而负责这项军事行动的陈诚，更是让整个台湾岛陷入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

陈诚下令实行全岛戒严，鼓励检举揭发共产党人员，甚至是疑似人员，所给予的奖金就可能是当时工人工资的好多倍。一时间，台湾岛内告密揭发成风，人人自危。

朱枫以“陈太太”的身份找到了一家名为“三荣行”的南北杂货店，在这家店里，偶尔就会有一位郑先生来与她见面，这位郑先生就是当时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

蔡孝乾对朱枫说：“现在台湾岛内形势非常严峻，党组织都准备随时撤往山区。”

面对笼罩在整个台湾上空的白色恐怖，朱枫在来台湾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她还是对于蔡孝乾所说的话有些吃惊，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她想很快地完成任务，能够早日回家和亲人团聚。

在蔡孝乾的安排下，朱枫很快见到了吴石。吴石从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了一只小圆铁盒，交给了朱枫的手里，盒子里装的微缩相片胶卷全是绝密的军事情报，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等等极其机密的军事情报。

拿到这些情报后，朱枫很快把它们传回了大陆。

此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朱枫大概每周联络吴石一到两次，且每周日上午10时她又必定会和蔡孝乾见面。就在朱枫的任务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与平常一样，朱枫按照约定来到“三荣行”杂货店与蔡孝乾会面，但这次却没有见到他。有人递给朱枫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蔡孝乾的留言：“陈太太，老吴的生意亏本了，眼下布价低落无法推销，我拟外出，你不用等我了，请早日成行。”

朱枫得知台湾中共地下党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代号“老吴”）已经暴露被捕，而蔡孝乾留下字条也是在催促自己赶紧离开。

当时的台湾被蒋介石围得像铁桶一样，想要离开台湾，就必须需要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找到吴石，委托委托吴石帮自己办理一张通行证。但就在这个时候，蔡孝乾又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蔡孝乾的小姨子也要离开台湾，于是请求朱枫帮忙。而朱枫自己开口找吴石帮忙办理特别通行证，都已经给吴石带来了很大的危险，若是同时办理两张通行证，则更是会将吴石推向风头浪尖。

考虑到大家都是革命同志，朱枫就答应了蔡孝乾的请求。然而，就是这两张特别通行证，给朱枫和吴石带来了杀身之祸。

1950年2月4日，吴石让自己的副官聂曦安排朱枫离开台湾，但是只能乘坐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先飞到当时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浙江定海，然后在那里想办法乘船回到大陆。

到达定海后，朱枫激动地站在海边眺望不远处的对岸，她知道离家已经很近很近了，只要有合适的船，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和家人团聚。但是，让朱枫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几个小时的路程，她却无法走完了。

在“三荣行”杂货店向朱枫传递字条后不久，蔡孝乾便进入了国民党保密局的视线当中。由于蔡孝乾在台湾有许多落脚点和掩护身份，起初保密局的特务并不知道他的行踪，但保密局查到他一直与他的小姨子住在一起，并以兄妹相称，这成了一个最致命的破绽。

保密局的特务在全台北进行拉网式的搜索，专门查找带着一个年轻女子的男人。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

保密局的特务在蔡孝乾身上搜出了一张十元的台币，发现了纸币上面的两组数字，这两组数字是蔡孝乾刚见到朱枫的时候顺手留下的联络方式。特务经过查证，这两个电话号码中的其中一个是经常与蔡孝乾联系的“陈太太”的女儿阿菊家的电话。

抓到了这条线索，特务们对蔡孝乾进行严刑拷打，就在朱枫离开台湾的那天（2月4日），他供出了朱枫的地下党身份。

负责蔡孝乾案件的是保密局特工头子谷正文，当得知“陈太太已经离开了”的消息，谷正文立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严密追查“陈太太”的行踪。”

谷正文在抓捕蔡孝乾之后，在他的住处搜到了一张伪造的身份证，为了查清楚身份证上的女人究竟是不是已经离开了的“陈太太”，谷正文命令特务们把身份证拿到出境处进行比对，发现这张出境证还没有来得及被领走。

经过了一番仔细调查，谷正文发现这张出境证是吴石的副官聂曦“以吴石的名义”办理的，而且照片上的人就是蔡孝乾的小姨子，于是立即将吴石等人逮捕。

特务们在吴石的家里搜出了一张特别通行证的副本，上面显示了持有人的目的地：浙江定海。谷正文断定这个人就是已经离开的“陈太太”，而这张通行证副本，也成为了国民党后来给吴石定罪的直接证据。

朱枫原本打算到达定海之后，马上就坐船去上海，但由于春节临近，几乎没有渡海的民船经过。她又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生面孔，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危险。

就在朱枫在定海焦急等待着民船渡海的时候，国民党保密局的一大批特工追到了定海。

2月18日，朱枫被困沈家门14天后，依旧没有等到渡海的民船。特务们在一个叫沈家门医院的地方，发现了长期滞留在医院中的一个陌生女人，并确定了这个女人就是他们要找的“陈太太”。

面对敌人，朱枫表现得十分平静，她没有说话，只是怔怔地望了一眼家的方向。

从事了这么多年的地下工作，朱枫以前也曾经两次被捕入狱，然而都非常幸运的被释放了。然而，这次她心里很清楚：“自己再也不能回到家了。”

2月26日，朱枫将自己的手镯掰成四块吞进肚子里想要自尽，特务们马上把她送往台北医院抢救。

6月10日，在经过国民党当局严酷的审讯之后，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潜伏的中共党员人被杀害于马场町刑场，走完他们英勇而又悲壮的一生。

为了赞扬那些牺牲在秘密战线上的战斗英雄们，毛泽东主席曾经写过一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朱枫烈士牺牲以后，她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过寻找她的遗骸。直到2010年，经过多方的努力，朱枫烈士的遗骸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新中国刚建立开始，到接回烈士的遗骨回家，朱枫在这一趟回家的路上，整整走了60年的时间。

如此漫长的回家之路，让我们不由得心生感叹，我们理应向那些为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新中国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先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