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10月19日起，先后有297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分批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在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焕发出了空前的爱国热情，纷纷踊跃报名参战，“参军”成为了当时广大青年表达爱国激情的最直接方式。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一路高歌向前，尽管他们内心深知，在鸭绿江的另一面是一个残酷的战场。

在进入朝鲜之前，东北军区后勤部在中国和朝鲜边境地区共储备粮食167万吨，食油400吨，干菜920吨，这些食用物资的储备，为保障志愿军出国作战前期供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进入朝鲜战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昼夜不停地狂轰滥炸，封锁破坏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路，致使志愿军的口粮和副食供应难以及时得到补充。即使得到了补充，志愿军白天也不能生火做饭，敌人的飞机一旦发现哪里有炊烟，马上就会进行轰炸。

到了1950年12月，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到第二次战役后期，由于“联合国军”的大规模撤退，志愿军又急速追击，使得志愿军原本就很薄弱的后勤补给线被拉得越来越长。这对于第一次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沿用国内解放战争时采取“就地筹粮，部队各自解决吃饭问题”的老办法，根本行不通了。

古今中外的战争一向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战争规则，吃饭应该是任何一支部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后勤供应主要是由东北军区后勤部来负责的，当时所能提供的主要粮食是高梁米、大米，还有面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高梁米。

刚进入朝鲜的时候，每个志愿军战士都会背着一个干粮袋，里面装有约五六斤的高梁米。等到了一线战场，这些干粮基本都被吃光了，在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后方的粮食也供应不上。

相比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无米之炊”的吃饭困难，“联合国军”的战地伙食可是相当丰盛。他们所吃的食物通常被加工成净重227克的罐头，有几十种不同的菜肴搭配，主要分为两大类：1、一类是以肉类为主的M（Meat）系列罐头，包括肉食蔬菜等搭配。2、另一类是以饼干为主的B（Biscuit）系列罐头，包括糖果和咖啡、可可粉或柠檬粉等速溶饮料。

“联合国军”的每个士兵每天可以领取3个M罐头和3个B罐头，除此之外，还配有口香糖、巧克力、火柴、香烟、餐巾纸等附属物品。如果是赶上节日，还会提供额外的节日餐。

仅仅是从交战双方军队的粮草对比上就不难看出，志愿军和与“联合国军”在后勤供应上的巨大差别。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还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下，想要找到一种成本低廉、且易于生产的方便食品，来代替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所食用的高粱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炒面”作为一种战时口粮，登上了抗美援朝的历史舞台，而且成为了志愿军能够打赢这场战争的最大“功臣”。

鉴于其他的粮食都不适应朝鲜战场以及后勤运输上的实际困难，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刚结束的时候，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的李聚奎，想起了1936年他所在的红军部队被打散，千里乞讨回延安的途中曾吃过老百姓给的一种“炒面”。

这种炒面是由70%的小麦粉，混合30%的玉米粉或大豆粉、高粱粉炒熟后，加入0.5%的食盐制成的，而且食用方便，易保管，保质期长。

根据这个特点，李聚奎提出“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并将炒面的样品送到了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前线指挥部。

炒面的样品受到了志愿军全体战士的一致好评，总司令彭德怀赶紧给国內的周恩来总理发去急电：“发来的炒面样品甚好，请速制送来。”

如果让朝鲜前线的每一名志愿军战士都吃上炒面，所需要的炒面量也是十分惊人的。即使按照每人每月规定数量的三分之一供应，其数字也已经达到了将近1500万斤，而整个东北地区尽了最大努力也只能供应出1000万斤。

于是，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广大人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內迅速掀起了“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

周恩来亲自带领人民群众做炒面的消息传到了朝鲜前线，给了志愿军战士极大的精神鼓舞。而这些凝结着全国人民热心关怀的炒面，在志愿军后勤部队的掩护下，冒着敌军的炮火，靠着身背肩扛送到了前线战场，满足了志愿军最低限度的粮食需求。

由于国内地域的不同，制作炒面的原材料和味道也是略有不同。虽说炒面制作起来容易，但是由于又干又呛，必须要掺着水吃，否则就很难下咽。所以，志愿军战士吃炒面的方法也是各不相同。

1、在冬天的抗美援朝战场上没有水，有的战士会用搪瓷缸子从山上舀一些积雪，然后把炒面倒在里头拌着吃。

2、有的战士用积雪揉成一个雪团，一口雪，一口炒面的吃。

3、还有的战士会把炒面和雪揉成一个大雪球，然后把它装在棉衣外面的口袋里，这样既不会融化，也不会被冻得生硬，行军走路的时候吃起来很方便。

即便是在如此艰苦的作战环境下，志愿军战士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还给这种雪团起了一个有食欲的外号“什锦饭团”。

盛放炒面的工具炒面袋也成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另一个大“功臣”。炒面袋是一个圆筒形布袋，直径约10厘米，约1米长。行军时，战士们将它斜跨在肩膀，成为了当时每一位志愿军战士的标配，但炒面袋里装的炒面也只能够维持7天的攻势作战供应。

1950年12月，吃着“雪掺炒面”的志愿军将“联合国军”击退到“三八线”以南。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结束之后，毛泽东向德怀通报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国际形势，指出“要越过三八线”，这就意味着志愿军又将要投入新的战斗了。

志愿军冒着漫天的大雪向“三八线”进军，战士们的肚子虽然没有那么饱实，但他们知道，身后有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就是这种信念促使志愿军战士昂扬而乐观。

12月31日，志愿军发起了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此时的朝鲜已进入40年不遇最为寒冷的严冬，长津湖地区的最低温度甚至达到了零下40度，几十万志愿军战士面对的将是一场更为残酷的战斗。即便用炒面勉强解决了最基本的填饱需要，他们还要在如此寒冷的气温中对抗装备优良的“联合国军”。

早在1950年11月，第二批志愿军进入朝鲜时就已经处在冬季，在沈阳车站检查部队入朝的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看到第九兵团20军的战士身穿单棉衣，头戴没有帽耳的布质大檐帽，脚底穿着胶底单鞋，他立即就找到正在指挥部队运输的20军副军长廖政国，要求紧急停车两个小时，从东北军区的部队中调集厚棉衣和棉帽给战士们穿上。但是由于军情十万火急，20军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停车，就直接开往了朝鲜边界。

由于没有能够有效抵御严寒的棉衣棉帽，在长津湖战役中就凸显出了严重的问题。志愿军第九兵团由于紧急入朝参战，部队没有配发冬季御寒的服装，仅在行军第一天就冻伤了700余人。在战斗中，第27军80师240团5连的战士在冲锋时受到敌人的火力压制，全连呈战斗队形卧倒在雪地，最后全部都被冻死。

长津湖战役之后，毛泽东非常担心朝鲜前线战士们的情况。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汇报中，除了提出“加大志愿军粮食供应”之外，还指出了志愿军面临的另外几大困难：一是志愿军伤亡很大，作战人员得不到及时补充。二是敌机的轰炸，道路和车辆毁坏严重，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三是严冬季节，战士衣服单薄破烂，大量生病和冻伤，希望国内各行各业全力支援。

针对彭德怀提出的这几个困难，周恩来连夜召开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尤其是要先解决好志愿军战士的御寒问题。”

东北地区作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基地，火速为志愿军提供了大量军服、军鞋、食品、炮弹、火箭弹、炸药等军需物资。

东北地区的四大城市沈阳、旅大（现大连）、哈尔滨、长春，在志愿军入朝后的几个月内，就生产了上百万套军服，保证了前线战士的需求，在后方的人民群众中流传了“我们在后方多流汗，志愿军战士在前线就能少流血”。所以，这些衣物的每一针每一线，都融进了中国人民对志愿军的爱戴与景仰。

1951年6月，志愿军开始转入“阵地战”后，国内经济在“边打边建”中得到了恢复。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志愿军很快就解决了“断粮”的问题。10月，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二个冬季来临之前，后勤司令部就已经备齐了当年的全部冬服。

由于“大盖帽”不便于作战部队爬山钻林，周恩来总理就指示一律换成“解放帽”，并要求一定要在棉衣上加绗线（将棉絮和里子固定在面子上的线脚），用最优质的新棉花。因为新棉花不仅蓬松保暖，最重要的是比较干净，在前线战场上战士们一旦负伤，即刻就可以掏出棉服里的棉花进行止血。

有战争难免就会有流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虽然个个都充满着斗志昂扬，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但是，要想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光靠解决温饱、穿暖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